中美战区领导通话，美中央战区

历史上有哪些打得难解难分的攻防战

难解难分可能也代表了异常惨烈。当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我想每一个朋友们都应该有所印象，不管是“最可爱的人”、“万岁军”还是“上甘岭战役”。朝鲜战争中的每一场战争不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和鲜血拼搏出来的胜利呢？

所以，我想讲一讲“上甘岭战役”，这是一场伟大的攻防战。

看着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我觉得惨烈已经扑面而来了！！！

洪都保卫战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经典的攻防战

洪都在元朝末年，隶属于江西行省，起初叫龙兴，由朱元璋改名洪都（即江西南昌），朱元璋得到洪都以后，由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驻防，大将邓愈为江西行省参政。

为什么说洪都保卫战是打的最难解难分的攻防战？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亲提六十万大军集中全部精锐，从水路直扑洪都，洪都保卫战正式打响。

洪都的守卫统帅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朱文正虽然是朱元璋的侄子，但是朱元璋对他视如己出，朱元璋对于这个平日有点放荡不羁的侄子能不能挡住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其实心里一点把握没有。

陈友谅当时注重水军，更为水战造就了一种“上下不可闻，橹以铁皮裹之”的巨船，企图从心理上压倒敌人，震慑敌军。后来的鄱阳湖之战，朱元璋见了也的确心惊不已，朱元璋的渔船改造的战船在这种巨船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洪都保卫战的敌我力量太过悬殊，能守一个月已然是朱文正的本事，然而事实是守了整整八十五天，将近三个月的日子。朱文正的守军只有区区四万人，而陈友谅可是六十万大军，等于整整相差十五倍之多。虽然守城在上攻城在下，守城容易攻城难，但是以一挡十五还是有点天方夜谭，就是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声声被朱文正超额完成。

洪都的战略地位在当时对于朱元璋来说无比重要，洪都位于潘阳湖畔，水路便捷，进可攻，退可守，为当时应天之门户，陈友谅只要拿下洪都，就可沿水路直达应天。

至正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陈友谅发起进攻，城墙在炮火之中连续毁坏，不得已朱文正只好命令士兵一边守城，一边修筑城墙。虽然守住了城门，但是朱文正一方损失惨重。

就这样一直对峙了两个月，面对于十倍之多的敌人，朱文正自觉城门被破只是时间问题，随即派人向朱元璋求救，奈何朱元璋此时实在抽不出身，命令再守一个月，到时就可以跟陈友谅决一死战。朱文正只好硬着头皮死抗了，城中能吃的几乎都吃光了，百姓的房子甚至都拆来修补城墙，可见当时惨烈程度，就这样一天天的又拖了一个月，陈友谅大军久攻不下，无法久耗此地，陈友谅无奈之下只能撤退，洪都保卫战取得战略性胜利。

洪都一战，朱文正用区区四万人，硬生生拖住了陈友谅六十万大军，为日后朱元璋与陈友谅的大决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取得了战略性胜利，更是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经典的攻防战例。

武汉会战结束后，李宗仁率第五战区部队北撤到鄂北、豫南一带，依托大洪山、桐柏山，继续抵抗。此时日军虽然已经占领武汉，但因为第五战区的部队还在襄阳、樊城、随县、枣阳以及豫南的新野、唐河一带，留在敌后的二十一集团军也仍然还在大别山坚持游击战，江南又有薛岳指挥的国军，所以华中国军在战略上仍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但日军此时已经控制长江航道，中游与下游联系畅通，因此在战略上虽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但在战术上仍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

1939年4月下旬，日军以三个多师团兵分三路，向第五战区主力进攻，一路从信仰地区向确山左翼兵团六十八军刘汝明部进攻，一路从应山、花园地区向随县、枣阳一带进攻，一路以第十三师团为主力，并配属两个联队和骑兵第四旅团，向钟祥进攻。其中，南北两路为日军牵制和佯攻，重点在中路突破国军，占领枣阳、随县一带，巩固武汉外围地区，减轻华中地区的压力。

战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就已经得到日军要进攻的情报，所以本计划正面以两个军且战且退，待敌进入随县、枣阳一带后，桐柏山地区的部队侧击日军，截断日军与武汉之间的联系，将之围歼。正面守军虽然经过顽强抗击，完成了预订任务，但因为桐柏山地区的国军与日军刚一接触就向北撤退，未能完成预定任务，导致战场形势恶化，随县、枣阳一带国军溃退，战局几乎崩溃。关键时刻，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严令之下，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又返回战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张自忠的三十三集团军等部也全线转入反击，对日军造成重大伤亡。

到9月，国军也一改以往的被动应战局面，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和补充之后，发起了冬季攻势，李宗仁命令二十九集团军将襄河守备任务交给江防军，进攻已被日军占领的京山，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部则进攻钟祥。12月，国军开始反击作战，但攻击一周之后，三十三集团军攻击钟祥未能成功，二十九集团军以四十四军攻击京山也未能成功，到十二月底，日军增调兵力开始反攻，国军分别退回原阵地，冬季攻势草草收场。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5月，日军卷土重来，发动了日军所谓的襄东进击战，其计划仍然与一年前的随枣会战一样，分三路进攻。北路自信阳出发，向西进攻，中路仍沿着花园到襄阳的公路向襄樊一带进攻，南路则沿京山到钟祥的公路向北和向西进攻。战役初期，日军各路进展顺利，北路孙连仲所属刘汝明部被击溃，中路池峰城三十军被击溃，敌人攻占桐柏县城，南路击溃汤恩伯所属十三军八十九师和孙震二十二集团军所部，占领随县和枣阳一带。

到五月中旬，国军全线溃退，连临时抽调增援的七十五军也被日军击溃，桂系八十四军损失惨重，173师被击溃，师长钟毅在撤退时与部队走散而阵亡，174师和189师也损失惨重。战后，作为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桂系十一集团军因此而被撤销番号，桂系大将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被撤职查办。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本已从襄河东岸撤退到西岸，但其所属部队主力尚未撤退出来，张自忠临时决定返回东岸，指挥所属部队反击，却因为随从部队仅有两个团，与敌人南方兵团主力发生遭遇战，张自忠死战不退，壮烈殉国。

日军击溃第五战区所属各部后，北方兵团转兵南下，与南方兵团在襄阳、樊城一带会师后，并未过多停留，只是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随即撤出，转而在南漳一带渡过襄河，进攻荆门、当阳，战局急转直下。日军一旦攻破荆门、当阳地区，便可进一步进攻宜昌、沙市，和重庆就隔三峡相望了。到六月中旬，日军相继攻占了宜昌、沙市，国军退至宜昌外围地区，继续抗击，一部分国军甚至退到长江对岸山区，与敌对峙。不过，此时日军攻势也已经是强弩之末，所以攻占宜昌、沙市一带后，并未继续向西进攻，就主动停止了。

此战日军虽然实现了攻占宜昌、沙市的意图，但其围歼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计划却并未实现。虽然第五战区各部队相继被日军击溃，纷纷向后撤退，但日军自身兵力有限，并不能在所有已占地区留置兵力守备，所以日军撤退后，国军各部队又卷土重来，基本上恢复了战前的状态，与华中地区的日军仍然处在大体稳定的阵线上。到几个月之后的9月，第五战区部队为了策应长沙会战，又曾对宜昌日军发动过反攻，但并未得手。之后，这一带国军与日军的对峙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

也就是说，在1939年到1940年，日军与国军双方在鄂西北一带进行了四个回合的较量，而且都是上半年日军主动进攻，打一段时间之后又退回去，国军又开始反攻，国军反攻也未能取得太多战果，只能草草了事，退回去。而且，日军第一次进攻是在四月，第二次进攻是在第二年的五六月间，国军第一次反攻是在第一年的12月，第二次反攻则是在第二年的9月。

不过，就国军方面来说，1939年的冬季攻势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此次攻势之前，国军士气还是比较高的，作战也比较有信心，此战之后，国军就没多大信心了，士气很低迷，很容易被日军击溃，所以才出现了日军轻而易举扫荡鄂西北地区，将第五战区几乎所有部队都击溃，轻松攻占了宜昌、沙市，直接威胁到了重庆的安全。第一次日军进攻时尚且有围歼日军一部的雄心，第一次反攻也曾以恢复武汉为目标，但却都未达成。这之后，就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