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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林散之，谁才是当代“书圣”

于右任与林散之谁是当代“书圣” ？这个问题问的好，有意思的是，这两位传奇书家在坊间均有“草圣”之称。那么，这两位书坛名将到底谁能享此美誉？下面我们就来爬梳一下这两位书家的创作之路吧。

于右任的书法创作之路

于右任（1878一1964），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仁”为名，号骚心，晚年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诗人、书法家。于右任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推选为民国首任交通部次长。后长期担任民国政府的监察院长

关于于右任先生的书法艺术，中外书界的专家学者曾有许多评论，将于右任先生独特的书体称为“于体”；更由于他的“标准草书”标准而美丽，尊他为“当代草圣”。

（于右任先生书法作品）

在中国书法历史上被称为“一体”的并不多见，尊为“草圣”的更是寥寥无几。

他被认为是继王羲之以来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二座高峰，千年仅此一人。

（于右任先生书法作品）

青少年时期的于右任最初接受的仍然是二王和赵孟頫一路的帖学练习，使他奠定了坚实的帖学基础，为他在日后学习北碑增加了总体取舍和把握的能力。他研究北碑应始于1921年。1921-1930是于右任出帖入碑的十年，他几乎是每年一个变化，甚至一年之中有几次变化，说明这十年之内于右任在有计划、有目的地一步步推进其书法艺术。

（于右任先生作品）

于右任致力于草书研究投入的精力最多，花费的时间也最长。

1931年12月在上海与同道发起成立的“草书社”(次年易名为“标准草书社”)。草书社的目的，是对历代纷繁复杂的草书进行标准化的研究与整理，经过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标准草圣千字文》终于在1936年第一次出版面世。

1950年以后他的草书已达到了平淡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升华阶段。

著名书法家王澄在评论于右任先生晚年的书法是说：“此时治作品，精气内藏，已臻化境，碑帖之上融合达到了高度完美。

（于右任先生作品）

林散之的创作之路

林散之，原名林霖，又名以霖，字散之，号三痴、左耳、江上老人等，以字行，祖籍安徽和县乌江镇七棵松村，生于江苏江浦县乌江镇江家坂村（今属南京市浦口区）。中国近代书法家、画家。

其实林散之走的几乎与于右任是同一条路，也是帖一碑一贴。

林散之16岁从乡亲范培开学习唐碑。

20岁时，他拜和县张栗庵为师，学书晋唐，于褚遂良、米芾二家用功尤多。

32岁时拜黄宾虹为师，研习书画，这对林散之的书风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自己说得很清楚：“由唐人魏，由魏入汉，转而入唐，入宋、元，降而明、清，皆所摹习。于汉师《礼器》、《张迁》、《孔宙》、《衡方》、《乙瑛》、《曹全》；于魏师《张猛龙》、《贾使君》、《爨龙颜》、《爨宝子》、《嵩高灵庙》、《张黑女》、《崔敬邕》；于晋学《阁帖》；于唐学颜平原、柳诚悬、杨少师、李北海，而于北海学之最久，反复习之。以宋之米氏，元之赵氏，明之王觉斯、董思白诸公，皆力学之。”

（林散之先生作品）

他还说：“六十以后学草书。草书以大王为宗，释怀素为体，王觉斯为友，董思白、祝希哲为宾。”（《林散之书法选集。自序》）

林散之的卓荦之处在于他冲破董书的局限，融以汉碑隶法——这成为林散之草书至为关键之处。

【对比】

当然，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并非完美无缺。

从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作品来看（他们从未把书法作品当做自己的私有财产，对索要者，几乎是有求必应，因此他们的作品流散于民间的极多），狂草尚未有足以代表他们水准的作品。

而就草书本身来看，于右任枯笔过少，柔有余而刚不足；林散之却是枯笔过多，刚有余而柔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人的草书又是一种互补关系。

然而，他们生前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的遗憾只能用我们的想象来弥补了。

但要强调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即碑与帖没有孰高孰低之分，没有谁先进谁落后之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碑与帖只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同的书法风格和流派，都是我们今天发展书法艺术的宝贵资源。

以碑学为主，或以帖学为主，或碑帖兼容，都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书法作品。

【结语】

我觉得于右任和林散之之所以被誉为“草圣”，是因为他们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偏见，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书法艺术的创作规律。

碑与帖在他们那里，是根据自身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水平和需要灵活运用。

他们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将碑与帖分离开来，更没有标榜自己属于什么派，他们需要的只是吸收知识和营养，因此他们获得了最大的收益，真正的做到师古不泥古，创新非创造，最终攀登上了世人瞩目的艺术颠峰。

以上是我的回答，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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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是民国时期的高官，在民国上层人物中德高望重，同时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尤其他在整理草书方面贡献卓越，应该是对草书的标准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书法也是大大气象大格局，且凝聚简练，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充满了文人底蕴以及他背后的品德修养，全面修养。

林散之是80年代才开始出名的一代草圣，应该说80年代之前他隐姓埋名一直致力于草书的继承和发展，有了大量的训练和实践。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被日本人的发现，颇受海外尤其是日本书界的推崇并在国内开始受到关注，包括后来受到了启功先生的推崇和膜拜，也奠定了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草圣的地位，林散之先生的书法继承了中国大草狂草的淋漓尽致的书写和挥洒，特别是对线条的内敛和凝、内敛、生涩，线条追画沙的追求，形成了有别于古代，书法大家怀素张旭等狂草大家之后的又一大家。建国以后在草书的成就最高的人，即毛泽东和林散之，他们二人的书法也奠定了中国当代草书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林散之同时又培养了王冬龄等多名当代的草树名家，为中国书法的继承发扬作出了相当的贡献。

于右任对于草书的贡献要大一些，可是说到草圣太夸张了吧？

于老这字感觉这得一定很慢，草书慢写怎么被人理解？难道就像林散之说的那样，骑自行车骑慢了才是功夫？那么火箭慢了行不行呢？

绵软了，节奏自然就差，节奏不好，一篇书法就难以形成气势，气韵！那么写草书与楷书一个速度行吗？至少我不理解！

至于林老，在处理笔划上比于老尚不如，毛病倒是相似的。

别谈草圣了，两位老者是各个时代的草书健者，放在历史上，能否有一席之地尚未可知。

于右任（1879年——1964年）和林散之（1898年——1989年）都属于德才兼备、多才多艺，综合修养很全面的学者型书法家，在诗、文、书、画领域，都有很高造诣，在普通大众心目中的口碑非常好。

并且，于和林都以草书见长，在民间都有“当代草圣”的美誉。那么，他们谁才有资格称作当代“书圣”？通过比较他们的书法形态、书法美学趣味，就能得出答案。

于右任的书法修炼之路按照先“帖”后“碑”来进行，在后来他把帖学和碑学融会贯通起来，综合了两者的全部优点，最终创造出独具一格的“于体”，成为一代大师。

40岁之前的于右任，痴迷于王羲之、王献之、赵孟頫等大师创造出来的那种妍媚、秀丽、潇洒的书风，对二王的《兰亭集序》、《初月帖》、《草书十七帖》、《鸭头丸帖》、《中秋贴》，以及赵孟頫的《前赤壁赋》、《跋定武兰亭序》等名帖，进行了深入的临摹和研习，由此打下了非常扎实的贴学功底。

正当于右任满腔热情的学习贴学，碑学书法已经在赵之谦、吴昌硕、康有为等人的发扬下，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此时期，许多书法家一改往日对贴学的热情，转向对碑学的钻研。

因为经历了对贴学书风的审美疲劳后，人们从碑学里看到了雄强之美、刚健之美和拙朴之美，这些审美趣味是贴学书风不具备的。

所以，从40岁过后，大约从1921年开始，于右任跟上时代潮流，用10年光阴致力于吸收碑学的审美趣味。

到50岁后，于右任已经完全可以脱贴，具备了创造新书风的一切素质。创作时，他在追求气韵生动的基础上，尝试着把魏碑和草书融合起来，以中锋用笔来书写草书，既保留了草书奔放不羁、笔意延绵的美学特征，又开拓了碑学雄强浑厚、大气庄严的审美趣味，书法线条绵里藏针，柔中带刚，给书坛开创了一个新气象，被称作“于体”书法，是现代标准草书的典范，不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都把于右任公认为“当代草圣”。

林散之早年对楷书的钻研较多，尤其对柳公权的《玄秘塔碑》进行了长期临习，对“柳体”结体森严平稳，用笔刚劲瘦硬的特征有非常精准的把握，这对他后来个人风格的形成有直接影响。

林散之在书法上达到质变，是由于在后来他遇到了一位好老师——黄宾虹（1865年——1955年）先生，对他个人书风的确立影响极深。

黄宾虹在诗书画印上的造诣都非常高，对用笔用墨有独到见解，在其指导下，林散之受益匪浅，最终悟出“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入圆时更觉方”的道理，把线条的千变万化看作构建个人书风的秘笈。

因此，可以看到，林散之的草书极富有动感，笔画线条在圆中求方，曲中求直，纵横肆意，随心所欲，把草书的艺术趣味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的草书如李白的诗歌，自带一种不落凡尘的仙气，对草书艺术的贡献同样很大，在民间同样有“当代草圣”的美誉。

整体来看，于右任和林散之的草书都是刚柔并济型的典范，他们在草书上的成就旗鼓相当，但是，他们的书风还是有一些细微差异。

于右任受贴学影响较大，他的草书追求气韵流畅，线条润泽婉转，却忽略了枯笔的作用，多少显得柔媚有余而刚劲欠缺；林散之恰恰跟于右任相反，善于运用枯笔来营造线条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但是，由于枯笔使用过多，导致整体书风看起来刚劲有余而柔媚不足。

如果让我来选，从个人喜好来讲，我选于右任为“当代书圣”，一是他出生陕西，是我们陕西数百年来才冒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书法大师。二是他在晚年创作的《望大陆》一诗，情感深沉饱满，读起来感人肺腑。在文学素养上，于右任显然强于林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