辟谣三人同跳黄浦江，跳黄浦江事件
shimi民国时期经常有人“通电全国”，是怎么个通法
看到高赞回答其实说错了，专门过来纠正一下。
通电全国，确实是用电报通知全国，但是不是所谓的花很多钱把通电发出去，而是使用公开频道发布电报信息。电报信息是明码播报，每个收电报的人，都能译出电报的内涵。
通过各种谍战片的普及，大家都知道了电报的收发原理。电报的传送十分简单，只能传两种信号，就是长音滴和短音哒，通过嘀嗒两种声音的排列组合，形成一些有效信息，这就是摩斯密码。摩斯密码可以翻译成一系列的数字，每四位数字对应一个汉字，就能翻译出来了。
所以，所谓的通电全国，就是使用公共频道发布一系列的明码电报，想知道信息的人，自然要翻译这些电报信息，所以，就全国都知道了。
如何保证大家译出的信息一致性？因为全国都使用了同一个公共电码本。
关于第一部汉字电码本，应该是《电报新书》。电报新书是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根据《康熙字典》编写的电码本，包含6800个常用汉字，后来郑观应将其改编成为《中国电报新编》。中国最早的首条出现电报线路是1871年才铺设的，就算说19世纪70年代，在中国各大租借和外国洋行中，就已经在使用电报了。
因为清朝人的闭关锁国，电报这样优秀的传讯工具，自然是百般阻挠。直到1883年，电报终于通到了通州，距离紫禁城还有几十公里。这最后几十公里，还需要传统的八百里加急去送信。
到了义和团运动中，埋在直隶省地下的所有电报线都被破坏了。所以，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发现一下子回到了原始社会，只好学着清政府派快马送信到山东，让袁世凯发电报给回国或者发电报给中国其他地区。八国联军和清政府的谈判，很多就是通过山东的电报局实现的。
另一个清末的电报故事便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早已破获了清政府的密码本，一直秘而不宣。清军所有的调动命令都第一时间被日本截获，所以整个甲午战争日军几乎没有打一次败仗，为数不多的伤亡，主要由造反的农民、民间刺客和疫病造成，甚至还有一些日军是饿死的。
马关条约的谈判中，日本人从慈禧和李鸿章的往来电报中知道了清朝的谈判底线是割让台湾和2亿两白银，所以谈判时有的放矢，李鸿章准备了一火车皮的话，根本用不上！
如果李鸿章有一点保密意识，严刑拷问抓获的日本间谍石川伍一，换一个密码本就至少能挽回一亿两以上赔款。只可惜，李鸿章儿子太坑爹，和石川伍一眉来眼去，李鸿章就怕石川伍一给他反咬一口，赶快给他杀死了。
因为电报的传播效率太高，一瞬间就能传遍全国，所以想要扩大影响的政变或者改革，都要通电全国。典型例子就是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方式，就是发公开电报宣示自己政治态度。
清末民国的电报是按照字数进行收费的。华文明语本省每字收银8分，每隔1省加银2分4厘。密语及外文加倍收费。后来略有波动，也基本上是一角上下徘徊。最喜欢用电报的新闻界，经常在报纸上有言简意赅的“电讯稿”。比如1894年9月3日，《申报》刊登的一则题为“珠江大火”的报道：“本月初一珠江大火焚毁画舫四百余艘，死者五百余人，所失约值三十万元之多。”
十个字就要一块钱，而当时一般的工薪阶层每月薪水不过是十块钱上下。这样的信息，恐怕很多人都不愿意发。可是，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就发了一次数万字的跨国超长电报！算下来，这一封电报花费好几万银元！
老袁就那么不差钱吗？不是！老袁着急啊！
辛丑条约规定，天津为非军事区，不允许清朝驻军，李鸿章大手一挥就签名盖章了。慈禧问老李，天津不能驻军，还是大清国土吗？老李说，新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是人精，交给他准没错！
于是，袁世凯一上台，就找中国驻英领事馆，把英国巡警交警制度的章程翻译成汉字，全文发回国内，一个字能差!就这样，袁世凯用最短的时间，照搬了英国警察制度，中华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警察这个概念。而天津，也让这些北洋新军改编的警察，接管了防务，天津又成了中国驻军的地方。
民国时期的“通电全国”，主要存在于民国前期，到了后来，人们要公开发表政治态度越来越不愿意用“通电全国”的手段。而是直接在广播电台发布讲话，最有名的讲话，如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蒋介石宣布抗战的“庐山讲话”，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投降诏书”，都是通过广播电台，让人们用半导体收音机接收信息。
公开讲话用收音机，那么说悄悄话，自然还是用电报，因为，比电报更快捷的电话，是不能加密的！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代里，晚清起在中国蓬勃发展的电报业，扮演了重要角色。“通电全国”也成了个常见热闹事。当代许多学者更有共识：“不读通电，则民国无史矣”。
而要回望民国年代的各类大事件，“通电全国”更是分量不小：比如1912年全年，“通电”次数就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更暴涨到70次，其内容更涵盖当时政治舞台上各类劲爆桥段：唐继尧反对袁世凯称帝？熊希龄要反对清帝复辟？黎元洪要解散国会？直奉直皖要开打？卷袖子动手前，都要先通个电！
拿今天的话说，“通电全国”就好似“官宣”，既能用来表明态度立场，还能在舆论上向敌人发起反击，也能宣告自己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别看只是一纸电文，战斗力却是相当爆表。所以，如果把民国时期的“通电全国”内容编辑成书，基本上，那就是一部几十年的民国史。
首先，“通电全国”是个高成本的事。
参考周永明的概括，“通电全国”等于是要把犀利的电文，一口气发送给全国各大报馆机构以及全国重要政治人物，电文内容十分考究，传播范围也十分广。最关键是速度迅捷。在技术有限的民国时代，虽说各地报馆林立，但报纸的传播范围毕竟有限。一件大事想要迅速“抢头条”，就要靠速度更快的电报。晚清时李鸿章就说过电报“相隔万里好似同居庭院”。猴急着抢时间的民国精英们，也就拿“通电全国”当大招。
但这个“高速度”操作，花费也是奇高。晚清末年时的电报费就是“一字有一角余之耗费”。到了民国时期显然更贵。北洋军阀们每次“通电全国”，短的也是一千多字，长的经常两千多字。一篇小通电的价格，通常是一百五十块银元。外加又要“通电全国”，接收方包括各地的政府和新闻机构，多一个接收方就要多一份钱。比如直奉大战时，一次“通电全国”的电报花费，不下两万银元。
一封“通电全国”，花出去的就是天价巨款。好些“民国精英”办这事，更是基本用公款，“通”的都是民脂民膏。
比如中原大战前夕，冯玉祥就发出这样的感叹：“阅蒋、阎往返通电。笔枪舌剑，针锋相对 ,此兵战前之电报战也”。
其实这样的“电报战”，就是民国军阀混战时的“杀敌利器”。无论是各大政治人物间的暗战博弈，或是各路军阀间的明火执仗，“通电全国”都是必出的大招。以至于“每次战争，各以电报代口舌，雪片纷飞”。各个砸钱互撕。
既然有这样的战斗目的，通电当然要写得有讲究。不止要气势如排山倒海，更要简短几句话就抓住对方要害。特别是当双方有深仇大恨时，那就得一句话戳中对手软肋，叫对方瞬间在围观群众里拉仇恨。比如四川军阀混战时，刘文辉的《声讨刘成勋通电》，里面犀利几句：“（刘成辉）一粮而岁数征，且巧立种种名目；一烟而税百出，更 暗布重重网罗。”把杀气腾腾的刘成辉，一下钉在耻辱柱上。
除了踩对手外，“通电全国”更要着力打造通电者的形象。比如1918年曹锟的《曹锟表明心曲之通电》，其中点睛一句“拯斯民于水火，奠国基于磐石，锟当解甲归田。”更是给他瞬间“吸粉”不少。当然众所周知，他可不是“拯斯民于水火”后下台的，而是扛着“贿选”丑闻，六年后被人拿枪架着下台的。
而最重要的一条是，在民国风云变幻的历史里，“通电全国”不止是一种大招，更常是许多后进人物，成功“上位”的阶梯。
因为“通电全国”的效果如何，不止在于通电内容本身，更要看时机和立场的把握。把其中学问用到极致的人，典型吴佩孚。
当1918年，吴佩孚还只是前线一个师长，为段祺瑞“武统”冲锋陷阵时，他就多次巧妙借助了“通电全国”大招。先是在战事更激烈时，把握住了举国的“反战”呼声，愤然“通电全国”，大骂段祺瑞导致“同种残杀，生灵涂炭”。但就在段祺瑞一脸蒙圈时，吴佩孚又笔锋一转，对准了段祺瑞的对头冯国璋，又是一顿通电，还在通电上擅自加上老上级曹锟等人名字，呼吁冯国璋停战。一下就在全国“蹿红”。连晚清民国元老岑春煊，都连呼吴佩孚“大义凛然，深表佩服”。
以这前后的操作与智谋说，简单的“通电全国”，背后却是说不尽的学问。缩影的，正是那个苦难年代，多少人的理想与表演。
参考资料：《政治与电讯》、《民国时期的通电公文》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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